毛主席用10个词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灵与精神世界!

2019-03-05

回顾历史,缅怀革命先辈的热血情怀,感受学习他(她)们为国为民献身革命的坚定信仰和无私忘我的崇高精神!

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战略家和理论家,而且还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以其特有的方式教育了中国人,改变了中国人的人生境界和价值追求,也彻底改造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在他受到崇拜的年代,他就坚持用10个词让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发生了质的变化。

实事求是——让中国人变得更现实、更务实、更塌实

 

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人历来重面子、好走形式、讲究所谓的正统、道统、法统,热衷浮夸和吹捧,还有阿Q精神。特别是1840年以后,在西方列强凌辱下,中国人既不现实,也不务实,更不塌实。现实是认识或视角的问题,务实、塌实都是作派问题。

 

这严重影响了中国人处事的态度和方法。没有现实的态度就不可能有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认识,没有良好的作风就没有良好的队伍,毛泽东深谙这一点,他找到了一个消除这些不良习气的干扰的办法,那就是实事求是。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对实事求是作出了新的解释:“‘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从此,“实事求是”不仅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概念,而且成为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作风,让无数中国人变得更现实、更务实、更塌实,改变了中国人对形式主义的热衷,扭转了盛行的吹捧之风,做到知行合一,帮助人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角度和办法。

为人民服务——走出自私自利,舍小利求大利,舍小爱求博爱

 

《大学》开篇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儒家看来,人们追求的最高境界是达到至善。关于善,儒家赋予了它丰富的内涵。几千年来,中国人是沿着这样的追求轨迹奋斗着。但毛泽东改变了这一传统,在他看来,作为新人,最高的道德境界是“为人民服务”。这是毛泽东为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而提出的一种全新的道德理念。

 

1944年9月5日,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演讲中说:“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为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的。”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他再一次强调:“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

 

新中国成立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整个中华民族追求的至高境界。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思想引导人们,走出自私自利,舍小利求大利,舍小爱求博爱,把自身利益与国家、民族发展融为一体,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的集中和升华,提升了整个中国人的道德境界。

糖衣炮弹—让中国人在胜利面前更理智,让警钟长鸣,是危机教育的延续

 

中国人向来信奉“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所以中国人是极趋利的,在名利面前很感性,加上中国是一个讲仁义与规范的国度,强调人性善和与人为善,防人意识差,因此对各种诱惑的免疫力也极差。这既是文化和传统熏染的结果,也是不理智的表现。

 

然而,自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侵入,已经把中国人推到风口浪尖,中国人要生存,必须学会适应、变化、斗争。必须借鉴历史,面向未来,把握生存的艺术,因此中国必须有危机意识、斗争哲学、生存发展思维,因此也必须研究战略、策略和生存的法则、斗争的艺术。

 

张之洞、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蒋介石等人都曾这样做过,但要么是学者的说教,要么是政治家玩弄的权术,而毛泽东却远远走出了他们的狭隘,用以教育广大党员干部,让更多的人成为名副其实的战士和领袖。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他谈的最多的就是战略、策略和生存法则、斗争艺术问题,始终竭力去改变中国人民骨子里的劣根性。

 

他对党内错误思潮和不良习气的批判,对革命胜利后,防止糖衣炮弹侵蚀、保持“两个务必”的提醒,坚持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国人民共和国国歌等,他的批判、提醒和坚持,正是他对这一信念的固守和践行,是对民族的危机教育,是对居安思危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这让中华民族面对挑战和在胜利面前变得更理智,警钟长鸣,居安思危,在挑战中寻求优势、生存和发展。

纸老虎——让中国人找回了勇气、骨气和自尊、自信和自豪

 

生在泱泱帝国里的人始终是自尊、自信和自豪的,但在与西方战争中一败再败,几乎在所有领域,中国人都找不到尊严。几乎每年听到的都是与洋人打交道的坏消息,许多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没有了骨气和勇气,甚至连大声说话的勇气都没有,变得怯懦,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中国文化也遭到全面否定,全盘西化成为潮流。

 

中国人没有了可以依靠的根,因此没有了思想和底气,因此也没有了几千年建塑的傲骨。很多先进中国人曾想试图改变这一点,但不借助社会革命和政治是很难做到的。


霍元甲打败洋人的故事之所以能在中国家喻户晓,关键在于一个“打”字,谁敢打洋人?如果日本人不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人是不敢对抗日本人的,但战争让中国人认识到“是祸躲不掉”的道理。

 

毛泽东是位民族主义者,他“智、仁、信、严、勇”,大无畏是他的基本品性,他不会向任何强敌屈服。在他看来,一切都不可怕,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一切反动派是这样,帝国主义也是这样。所以他能够领导中国革命由小到大,最终赢得了整个中国大陆的胜利,也赶走了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

 

当年,帝国主义不可一世,而今都秋风扫落叶一样被清除得干干净净。他从来没有把帝国主义放在眼里,他告诉他的战友和人民,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不要怕他们,要敢于向所有反动权威挑战。在朝鲜战场上,中国军队面对的是强大的“联合国军”,但中国军人没有后退,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中国与苏联、印度、越南等国的战争,中国人都没有畏惧,都以胜利而告终。

 

美国总统杜勒斯说要保护台湾,毛泽东就命令万炮齐鸣,炮轰金门,试图武力解放台湾,吓得杜勒斯亲飞台湾,劝说蒋介石退出金门。毛泽东用他特有的方式教育中国人,让中国人充分找回勇气、骨气和自尊、自信和自豪,使中华民族有了生气,从而也有了强大的凝聚力、战斗力。 

自力更生——不再依赖,不再求人,克服懒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勤劳和自强不息都是中华民族的优良品质,它的现代版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向群是动物的本性,相互依赖是人的本性,社会是个合作机器,无论是原始社会还是阶级社会都是如此。但阶级斗争常常割裂这种关系,使社会集团之间相互对立。

 

特别是在革命发生的时候,各社会集团必须寻求自立,这对于被压迫阶级、集团尤为重要,对于整个民族特别是被西方敌对势力封锁的中华民族来说,更具有决定性意义。别人依靠不上,中国有句谚语叫“求人不如求己”。别国更依靠不上,面对日本侵略,国联照样无所作为。对别人或别国寄希望越多,失望越多。倒不如走自己的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让解放区人民丰衣足食,走出了物资匮乏的困境;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依赖苏联的援助,掀起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中国人建立的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有了自己的工厂、企业、油田、铁路、水利和军工,爆炸了原子弹、氢弹,拥有了自己的威慑力量。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漫长时期里,中国人民靠智慧、勤劳,艰苦奋斗,建设出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中国。

 

今天,我们取得的辉煌正是我们民族长期自力更生的结果。毛泽东,正是他让中国人不再依赖别人,让整个中华民族都从事生产和创造。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整个民族都在生产、创造,人人都自立自强,都在追求自身价值。

 

在19世纪,像麻木、呆板、孱弱一样,庸懒和缺乏开创性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中国人形象。毛泽东不仅要让中国人振作起来,还要在革命洪流中自食其力。这一点他做到了,中国人通过自力更生伸直了脊梁,享受到了丰裕和繁荣。

 

中华民族因此有了动力、活力和创造力,也因此有了希望和威望。

独立自主——让中国人变得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中华民族世代生活在东亚这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几千年生生不息,繁衍发展,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然而,现代工业国家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切,大量外来产品的涌入,摧毁了中国的社会经济、社会结构,也摧毁了中国人原有的生活模式,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命运掌控在异域人手里。

 

中国人不仅丧失了主权,还逐步丧失了自主的能力,对外国人的依靠几乎是全方位的,包括心理的,甚至连自己的文化、信仰和宗教都没有了。

 

工业、铁路、资源开采甚至政治、军事、外交都需要别国来指导,在强悍的竞争面前,中国人弱视,还显得弱智,对中国的权力和实体而言,如果没有外来支持往往是短命的。毛泽东深知,中华民族必须找回自我,只有独立自主,才能立国,才能不受制于人,中华民族要自强,首先要自立,只有走自己的路,身板才硬朗,中华民族才会有希望。

 

他曾接受苏联的援助,但前提是不丧失自主。毛泽东用他的独立自主的思想让中国人有了自身的原则、立场、品格、价值取向和弥足珍贵的尊严,靠独立自主,中国人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赢得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民族的振兴;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国家的繁荣发展;没有独立自主,就没有中华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是毛泽东让中国人成为独立自主的新人,让中国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让中华民族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

星火燎原——让中国人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让一个有百年悲情和正在沉沦的民族走上了自我拯救的道路

 

1840年以后的百年,中国人在一次次失望中绝望,整个社会处于悲情之中,人们不知道路在何方,不知道希望在哪里。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等等,无数次的抗争在整个社会沉沦中变得微不足道,越来越多的人甘于这种沉沦,并逐渐成为一种可怕生活的常态。

 

无数先进中国人的呐喊是那么微弱,几乎不留痕迹,尤其是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大革命失败,中国人重新燃起的希望破灭,整个社会再次陷于自我残杀。

 

山河破碎,国家四分五裂,四周豺狼虎视眈眈,整个中华民族沉入黑暗之中。而此时,毛泽东和他领导的队伍需要觉醒的民众、自强的民众和战斗的民众,面对杀戮和死亡,他需要启动这个庞大的机器,需要为民族指出希望。

 

于是,他在1928年,大革命处于低谷时,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文章,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1930年,毛泽东又撰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他在该文中指出,红军“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毛泽东告诫革命同志不要悲观,要看到前途和希望。

 

他说,现在“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烧成烈火。”“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是‘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义地是不远了。”在中国革命最黑暗的日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成为无数革命志士的精神动力,引领各革命力量不畏艰险,由小到大,如燎原之火,燃遍中国大地,最终发展成为可以埋葬一切敌人的战无不胜的力量。

 

特别是当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战火烧红大半个中国,国民党政府一再败退的时候,许多中国人陷于绝望之中,一向坚强的中华民族变得格外脆弱,甚至不堪一击,在那些亡国悲情甚嚣尘上的日子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许多人悟到了战胜侵略者的道理,领悟了持久战的真谛,许多中国人鼓起了勇气,开始拿起武器,与强大的敌人作斗争。

 

可以说,毛泽东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思想,启发无数中国人认清了事物发展的规律,对未来充满信心,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让一个经历了百年悲情和正在沉沦中的民族转而走上了自我拯救的道路。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没有信念和没有理想一样是致命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党首先是从精神上拯救了中华民族,并引导中华民族从此走上了自强发展的民族复兴之路。

愚公移山 ——是思维方法,是意志信念,也是同外在世界作斗争的伟大号召,第一次让渺小的人类敢于蔑视自然的力量,并在战天斗地中改变了世界

 

自古以来,人类在自然面前是渺小的,洪水、地震、瘟疫等都曾无数次威胁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在人们的思维里,谁也不敢蔑视自然,即使是大禹也只能感叹自然的伟大,因此战胜自然只能存在于上古的神话里。但毛泽东和他生活的时代,需要一个坚强的民族,要有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意志和豪情,无论是革命过程中,还是革命胜利后,都需要这样的意志和豪情。

 

于是,他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愚公移山的典故。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随后,“愚公移山”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解放之后,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愚公移山”的精神造就了一个“疯狂的时代”,人们开山、筑路、架桥、挖矿、修河、垦田,百业俱兴,建大庆油田、修红旗渠、开垦北大荒、爆炸原子弹等,都创造了人间奇迹,涌现出像铁人王进喜等一大批现代愚公。

 

可以说,那是一个无畏的时代,一个敢于向自然全面发起挑战的时代,这彻底改变了世界。一个从来迷信自然、神化自然的民族,一下字变得与神不相干,至少意志上成为了自然的真正主人。中国人从何时变得如此坚毅和“张狂”,其思想的源头当在毛泽东“愚公移山”的教诲,他不仅让这个普通的寓言一下字家喻户晓,而且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毛泽东用这个典故,教会了中国人新的思维方法,具有了新的意志信念,并通过千百万民众战天斗地的努力,实现了他“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目标和理想。

人民万岁——把中国人对权力的认识翻了个个,从“权力至上”到“人民至上”,由人民服从权力变成了权力服务人民,当权者成了公仆,以此为起点,共产党在世界东方建立起一个全新的真正意义上的民本世界。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广场上人群沸腾了,不知道是谁喊出了第一声“毛泽东万岁”,顿时,山呼海啸般的“毛泽东万岁”的声音响彻广场。突然,带有毛泽东那浓厚乡音的“人民万岁”的声音如平地惊雷响彻云霄。

 

“人民万岁”,在那个庄严而热烈的时刻,毛泽东完成了一个历史观念的切换,向人们传递一个与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社会根本不同的历史观念,一个中国社会主义的新社会价值观。

 

毛泽东继承了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观点,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把对权力的传统认识翻转过来,从“权力至上”到“人民至上”,由人民服从权力变成了权力服务人民,当权者成了公仆。从此,人民不再害怕权力和权力所代表的阶级。

 

过去人们为“清官”一句“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而感动了多少年,而今我们没有了“官”,只有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我们都成为平等的、自食其力的民众,我们还有等级,不过这个等级不过是责任的等级、服务的等级。人民领袖也与人民一样生活,各级“公仆”与民众一样挤公交,没有多少特权。中国人过去以能够高高在上而自豪,今天我们以能与民众一道为建立社会主义新社会而感到自豪,劳动光荣,不劳动可耻。

 

官僚思想和官僚一样受到了批判和唾弃。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在新中国得到了真正的贯彻和落实,中国劳苦大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受到尊重,权利得到维护,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自豪和荣耀过。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东方建立了一个全新意义的民本世界。

 

这一精神得到了后来者的坚持,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观、权力观、价值观。中国不仅没有了高高在上的皇帝、总统,没有了高高在上的权力,也没有了不可战胜的权威,社会因此不再对立。

党八股——这不仅仅是文风,还是为人处世的作风,几千年来的封建教化带来的是根深蒂固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党八股就是要砸碎思想的锁链,在心灵深处与一切旧习气作别,从而使自己成为新人

 

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演说《反对党八股》,他说,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给以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地“将一军”,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他指出,从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

 

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

 

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

 

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

 

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

 

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

 

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至于我们党内一部分(当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党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条主义的错误。

 

如果不除去,那么,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而对于老八股和老教条在全国人民中间的影响,以及洋八股和洋教条在全国许多人中间的影响,也就不能进行有力的斗争,也就达不到加以摧毁廓清的目的。

 

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把反对党八股的意义说得很清楚了,但我觉得其意义还远不止这些。对于一个因几千年封建教化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根深蒂固的民族来说,反对党八股就是砸碎压在中国人头上的第四座大山——思想的锁链,真正在心灵深处与一切旧习气作别,从而使自己成为新人。